《简爱》男主深爱简爱却不与疯妻伯莎离婚，他究竟是渣男无情还是身不由己有难言之隐？
1846年11月的深夜，伦敦下议院辩论声未歇。有位年轻议员忍不住嘟囔：“婚姻不是枷锁，为什么要用律法钉死？”一句话激起哄笑，却也映出当时英国社会的尴尬——想要合法离婚，比在工业区办一间纺织厂还费钱、还麻烦。
那会儿的英国已经有蒸汽机隆隆作响，棉纱与煤烟让城市膨胀，可在家庭法里，时间似乎停在中世纪。婚姻依旧被视作“神圣圣事”，只有极少数理由能让议会点头拆散一对配偶，最常见的理由只有“确凿通奸”。至于精神失常、长期虐待或离家出走，在法官眼里不过是婚姻生活中的“意外小浪”，还够不上撬开那道门。
要弄明白这份顽固，需要把钟摆拨回到12世纪。那时的坎特伯雷教会法庭宣布：婚姻的生杀大权由教会掌管，世俗官府无权插手。奥古斯丁早年的“夫妻可暂分居、却难拆婚约”的原则，被法典《教令集》写得明明白白，自此“离而不离”成了英国常识。
300年后，亨利八世挥剑与罗马教廷决裂，颁布《至尊法案》，把自己扶上国教领袖的宝座。可他只想摆脱罗马束缚，却没想撼动婚姻教义。安立甘宗保留了“一夫一妻终身制”的脊梁，新教大陆上涌动的离婚自由并未渡海而来。
17世纪，内战与王权更迭让议会胃口大开。1670年，罗斯爵士凭私法案成功与不忠妻子分道扬镳，这是英国第一次真正意义的离婚案例。从此，离婚不再由主教裁断，而是交给议会投票。然而这条路只向富人敞开：先要在教会法庭判“分居”，再请下议院、上议院、国王或女王连签三道关文，花费动辄数百磅——普通工匠干到白头也凑不出这笔钱。
统计显示，之后一百年里，真正跑完流程的离婚案只有三百余起，个个来自贵族或银行家。程序越来越像一场昂贵的仪式，彰显的是财力，而非公义。法律在无意间把婚姻变成了经济特权的附属品。
工业革命继续向前推土，城市里挤满了新兴中产。1832年议会改革扩充了选举权，可对离婚法规却始终拖沓。每逢有人提出简化离婚程序，保守派总要举起《圣经》与“家庭基石”作壁垒。1848年的数次辩论最终无果，社会只能在矛盾里继续拉锯。
这正是夏洛蒂·勃朗特写《简·爱》的时代。书中那位个性鲜明的庄园主罗切斯特，本可以用钱摆平一切，却仍被困在一纸婚书里。伯莎·梅森的躁狂、纵火、殴打仆人——在现代法庭看来足以离异，可在当时只能归入“疾病”，而“疯癫”并非官方认可的离婚理由。加之《精神病人监护条例》将病妻监护权交给丈夫，更像在提醒他：你要么守着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，要么背上重婚罪名接受教会谴责。
于是有了荆棘丛中的选择：把妻子锁在阁楼，谎称鳏居，继续寻觅爱情。这并非单一人物的道德溃败，而是法律与宗教合力筑起的围墙。直到伯莎在大火中坠楼身亡，死亡——而非法庭——才替罗切斯特解除枷锁，这也是小说情节得以推进的关键。
十年后，风向终于松动。1857年，《婚姻诉讼法》以世俗法庭取代教会审理，费用骤降，虐待与遗弃进入可受理的范围。新法实施首年即受理300余起案件，数目几乎追平此前两百年的总和。宗教神圣论被让位于“契约可解”的世俗观，英国的婚姻制度由此迈进新的阶段。
罗切斯特与简的遭际，便定格在两种制度交替的狭缝中。一边是祖父辈留下的宗教枷锁，一边是即将到来的法律松绑。假如他们再迟十年相遇，或许无需火光与残疾来成全誓言。可文学往往借历史留痕，正是这段过渡期的钝痛，才让人物的命运在书页间久久回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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