战友发给我一张照片，是一尊持枪军人铜像，一下子如同看到了青春的自己。海风的咸涩漫进心头，仿佛又回到了舟山群岛枸杞岛，回到了那片紧贴公海的礁石哨位，回到了那段被海风、钢枪、战友情填满的青春。
我出身“军烈属之家”，父母一生忠厚，从小教我的只有四个字：好好做人。这四个字不响亮，却重千斤，成了我入伍最沉的行囊，也成了我在海防线上最硬的底气。踏上枸杞岛那一刻我便暗下决心：守好这片海，站好每一班岗，不辱家门，不负这身军装。
枸杞岛不大，只有五平方公里多，呈T字形，三个顶点都有连队驻防。岛小、风大、浪急，哨位立在东崖绝壁的礁石上，脚下就是深不见底的公海。潮起时巨浪拍岩，声如惊雷；夜里灯塔扫海，照亮的是家国安宁。我和战友们日夜驻守，皮肤被海风吹得黝黑，眼神却越磨越亮。
浙江临安的山水，滋养出我的班长张赞强。他一米七几的个头，五官精致，生于山村教师之家，书卷气里裹着军人的硬朗，一手好字更是让人见之难忘。他年长我五岁，话少沉稳，训练场上却严厉得近乎苛刻。
展开剩余77%这可苦了我们。海边半山坡上，烈日如火，举枪瞄准的训练日复一日。脸上的水珠混着汗水往下淌，衣衫湿了又干、干了又湿，手臂酸麻、腰杆胀痛，却不敢有丝毫懈怠。苦熬多日，终得班长真传，我的手枪打靶成绩获评优秀。这意味着，我有资格单独执行首长的警卫任务了。
八十年代初，东海战备吃紧。芝麻粒大的枸杞岛，驻守着一个海防团，公海近在眼前，外国飞机、军舰时常出没。团长、政委赴外岛公干，警卫班战士便腰别上膛手枪，保险一松即可击发，全程护卫。
我第一次执行任务时，平日里寡言的张班长突然变得絮叨起来，左一句叮嘱、右一句提醒，没完没了。我只管机械点头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竟一句也没听进去。好在任务完成得干净利落，团长还夸我“机灵”。
在这座孤悬海上的小岛，我还遇到了一生难忘的团政委叶正儒。在新兵眼里，他是不折不扣的“大官”，宁波乡音浓重，我总要竖起耳朵才能听懂大概；一脸络腮胡子格外醒目，若没这胡子，便是活脱脱英气挺拔的“洪常青”。
新兵下连后，我被抽调到政治处当报道员。一次偶遇，政委笑着问我：“小记者，有什么建议？”我脱口而出想参加团里工作会议，没想到很快便如愿。从此我掌握工作动向，稿件命中率大幅提升，成了白天采访、晚上写稿的“自由兵”，偶尔不出操，领导也格外包容。
岛上采访全靠两条腿，政委心细，每次下连都会让人通知我搭顺风车。路上我敢说敢问，他耐心倾听、从不嫌烦；我稿件断档时，他会帮我分析原因、指明方向。
政委严管厚爱，泾渭分明。开干部会，他指名道姓点问题，不留情面；见警通班9名战士挤在16平方米的宿舍，他便腾出自家房间，硬把战士们的东西搬进去，将宿舍钥匙交给了班长陈跃岐。
那时军营文化生活单调，篮球是官兵共同的热爱。晚饭后，机关篮球场总是热闹非凡，政委虽是篮场健将，却总把上场机会让给战士。直到战士们集体“叫板”，他才答应带队迎战。周五党日活动，球场四周人声鼎沸，场上攻防激烈，场外呐喊震天，那份官兵同乐的炽热，至今想来仍让人热血沸腾。
后来我才知道，我们连队在台风中誓死守卫海岛的故事，被搬上了话剧舞台——《强台风从这里经过》。舞台上的风暴、哨位上的身影、战士们咬紧牙关的模样，正是我们当年最真实的写照。风再狂、浪再大，我们始终抱定一个信念：人在，阵地在；人在，国土安。
枸杞岛的日子很苦，可人心极纯。立功、入党、考军校，只凭实干，不看关系。当兵第二年，我荣立三等功，站在团大礼堂的领奖台上，军人的荣誉感在胸腔里滚烫。
1984年夏，全军突然招收新闻专业军校学员。团里研究人选，政委一锤定音：“谁符合要求就让谁考。”毫不知情的我，成了全团唯一的参考者。
考试仓促，无教材、无复习时间，只考语文、历史、地理和政治。岛上书店狭小，我只买到一本《中国地图册》。政委反复鼓励我：“放平心态，考出平时水平就好。”成绩出炉，他连声道贺：“为团里争了光！”
1985年百万大裁军，海防守备十三团调整建制，政委调往别处，一段缘分就此深藏心底。
如今岁月远去，我早已离开海防，回到江南水乡。可每当闭上眼，枸杞岛的蓝天、公海的深蓝、战友的笑脸，便会清晰浮现；张班长的絮叨、叶政委的乡音与温暖，仍在耳畔回响。
在铜像前，我清清楚楚看到了年轻的自己：那个怀揣“好好做人”叮嘱的军烈属子弟，那个在海防一线紧握钢枪的新兵，那个敢拼敢闯的报道员，那个在严管与厚爱中淬炼成钢的战士。
他站在枸杞岛的礁石上，站在公海的涛声里，站在我一生最明亮的青春里。魂牵梦萦，那座小岛那么美，那片海水那么蓝，那时的人心那么亲；那段岁月，早已不是记忆，而是我一生的底色、一生的荣光。（文：管苏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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